空气。”
他带我去了医院天台。
傍晚的风吹散了些许闷热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肺部终于不再那么紧绷。
“谢谢。”
我说。
齐渝靠在栏杆上，白大褂被风吹得微微鼓起，“不用谢。
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“你对所有病人家属都这么...关心吗？”
我忍不住问。
他转头看我，夕阳给他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，“不是。
但你看上去像是那种从来不肯寻求帮助的人。”
我苦笑，“这么明显？”
“职业敏感。”
他微笑时眼角有细小的纹路，“我在医院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人——独自承担一切，从不抱怨，但内心已经千疮百孔。”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远处，城市灯火渐次亮起。
“他会死吗？”
我最终问出了这个盘旋在心头的问题。
齐渝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认真思考了一下，“肝病晚期很危险，但现代医学能做很多。
关键是他自己是否愿意配合治疗。”
“他不会配合的。”
我低声说，“酒精是他唯一的慰藉。”
就像那些信，那些从未寄出的信，是他对母亲病态执念的唯一出口。
齐渝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我望着远处闪烁的霓虹灯，“不知道。
但我想...我会照顾他。
至少现在会。”
“即使他从未好好照顾过你？”
我转头看他，惊讶于他的一针见血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猜的。”
他轻轻耸肩，“好人总是被伤害得最深。”
这句话不知为何让我眼眶发热。
我迅速别过脸，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脆弱。
“医院有个心理互助小组，“他说，“每周三晚上。
不全是病人，也有很多家属。
也许...对你有帮助。”
我点点头，却没有真正考虑参加。
倾诉对我来说太危险，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，谁知道会放出什么怪物来？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
我说，“谢谢你...听我说这些。”
“许寂。”
他叫住我，递给我一张名片，“如果你改变主意。”
我接过名片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，一阵微小的电流似乎从接触点蔓延开来。
我慌忙收回手，把名片塞进口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天台。
回到病房，父亲已经稳定下来，但仍在沉睡。
我在床边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从公寓带出来的信。
信纸已经泛黄，折痕处几乎要断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