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该如何回应，只好问：“他现在能说话吗？”
“暂时不能。
你可以进去坐一会儿，但别碰任何管子。”
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
监护仪的滴答声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。
我望着父亲的脸，突然注意到他右眉上那道疤——那是我十岁那年，他喝醉后摔在茶几上留下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用毛巾压着他血流如注的额头，打了120，然后告诉医生是他在浴室滑倒的。
“为什么？”
我轻声问，不确定是在问他，还是在问命运，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父亲的眼皮突然颤动了一下，我以为他要醒了，但他只是无意识地皱了皱眉，又陷入沉睡。
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我抬头，看见早上那个心理科医生——齐渝，站在门口。
他轻轻敲了敲玻璃窗，用口型问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我本该摇头，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
他走进来，站在我身边，没有多余的安慰，只是安静地存在。”
第一次看到亲人这样，很难受吧？”
他最终轻声问。
我盯着父亲的脸，“我不知道。
我对他...感情很复杂。”
齐渝点点头，好像完全理解，“家属休息室有咖啡，要不要去坐一会儿？”
我摇头，却突然说：“他恨我。
因为我和我妈妈长得很像。”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
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些？
但齐渝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病床上的父亲，“恨和爱有时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。
痛苦的是，孩子往往成了这种情感的牺牲品。”
他的话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我心中某个上了锁的盒子。
我咬住嘴唇，害怕自己会失控。
“我有个患者，“齐渝继续说，声音平静而专业，“她父亲酗酒，母亲离开。
她成年后一直无法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，因为她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。”
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椅子扶手。
“后来她明白了，“齐渝看着我说，“父母没能爱她，不是因为她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去爱。”
监护仪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，护士们冲了进来。”
请出去一下！”
其中一个喊道。
我和齐渝被请出了病房。
站在走廊上，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扶住了墙。
“你还好吗？”
齐渝扶住我的手臂。
“我...需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