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的护身符，挂满了孩子的脖子、手腕、脚踝。
可这似乎并没有什么用。
死亡的名单，依旧每年准时增加两个名字。
汇口那片三角浅滩，彻底成了禁地。
村里大人三令五申，棍棒教育，甚至用铁链锁住调皮孩子的脚，就为了防止他们靠近。
可奇怪的是，每年出事的孩子，都不是那种特别调皮捣蛋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愣头青。
小栓是个闷葫芦，梅子胆子小得很，那双胞胎姐弟更是出了名的乖巧听话……他们就像是，被什么东西，在懵懵懂懂中，莫名其妙地“引”到了那里。
这些议论，像冰冷的毒蛇，钻进我的耳朵，缠绕在我的心上。
每次听到新的噩耗，那个八岁夏夜的噩梦碎片就会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——冰冷滑腻的蛇鳞触感、令人窒息的腥甜气味、还有对岸那无数道穿透灰雾、冰冷死寂的“目光”。
我死死攥着胸前的护身符，仿佛它是隔绝那些目光的唯一屏障。
那些淹死的孩子，他们是不是也像我当年一样，“看见”了？
他们是不是也在梦里，被那些东西“记住”了？
恐惧没有随着年岁增长而淡去，反而像陈年的酒，发酵得更加浓烈和复杂。
它沉淀在每一个李家村孩子的骨子里，成了夏日无法摆脱的底色。
我们照常上学、玩耍，在村东头的晒谷场上追逐打闹，笑声似乎依旧响亮。
但只要目光无意间扫向西边枫江的方向，只要耳朵里捕捉到一丝水流的声音，所有的欢快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，瞬间冻结。
一种无声的、沉重的默契笼罩着我们：避开西边，远离汇口，不要靠近水边，不要谈论那个地方。
十五岁那年的夏天，空气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，一场暴雨在酝酿。
奶奶在一个平静的午后，毫无征兆地走了。
她睡得很安详，仿佛卸下了背负一生的重担。
整理她遗物时，我在她那个视若珍宝、从不让人碰的旧樟木箱子最底层，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。
那是一个小小的、用褪色红布包了好几层的扁平木盒。
我颤抖着手，一层层揭开那已经有些糟朽的红布。
盒子没有锁，只是用一根细细的红绳松松地系着。
打开盒盖，里面没有什么金银首饰，只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、泛黄发脆的纸片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