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让你搬你就搬！
磨磨蹭蹭想造反啊？！”
骂骂咧咧了半天，母亲仍不解气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！
给你口饭吃还挑三拣四了？！
你弟要住好点怎么了？！”
“我数三声！
再不收拾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”
疾风骤雨般的斥责劈头盖脸砸下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唾沫星子和刻骨的厌恶。
这还不够，她顺手抄起靠在门边的、用来顶门的粗木棍，或者干脆就是她结实的手臂，带着一股狠劲，重重地推搡、捶打在我瘦弱的肩膀上、后背上。
棍棒落在皮肉上的闷响，和母亲尖利刻毒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，在阴暗的走廊里回荡。
我被打得踉跄后退，撞在冰冷的土墙上，新翻修的墙皮簌簌落下，沾了我一身。
最终，在那棍棒和辱骂的驱赶下，我像个被扫地出门的乞丐，抱着自己那点可怜的、散发着霉味的铺盖卷，一步一挪，走向那间终年不见阳光、只有阴冷和潮湿的“新”房间。
身后，是弟弟迫不及待冲进阳光房、兴奋的脚步声，以及母亲瞬间转为温和的叮嘱：“慢点，别磕着，我的乖宝儿……”门板在我身后“砰”地一声关上，隔绝了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和虚伪的温情，将我彻底打入冰冷、黑暗、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深渊。
那扇关闭的门，不仅隔开了两个房间，也在我心里砌起了一道再也无法逾越的冰墙。
阳光，从此与我绝缘。
最让我心如死灰的讽刺，并非仅仅是这些明目张胆的掠夺和羞辱，而是支撑着这个家，支撑着母亲对弟弟无限宠溺、对我无限苛责的每一分钱、每一粒米、每一寸布，几乎都浸透了我成年后在砖窑厂、在建筑工地、在任何一个能出卖力气的地方，用汗水和血水换来的微薄报酬。
当我把那沾着煤灰、浸透汗水的钞票交给母亲时，她总是面无表情地一把抓过去，数也不数就塞进怀里，“就这点？
还不够你弟买双鞋的！
下个月多干点！”
转身，她就能拿着这些钱，给振江买崭新的球鞋、时髦的夹克，或者他看中的任何玩具。
我的付出，在她眼中，是天经地义，是生为长子、生为“蔡振海”这个人就该背负的宿命。
我的血汗，理所当然地灌溉着弟弟振江无忧无虑、予取予求的“幸福”花园。
我的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