护士推进了神经外科的独立病房。
她异常沉默，从拿到报告单那一刻起，就不再说话。
她只是蜷缩在雪白的病床上，背对着门口的方向，身体微微起伏着，像一只被风暴摧残后躲进壳里的蚌。
我放轻脚步走过去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
房间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单调规律的“嘀嘀”声，和她压抑到极致的、细微的抽泣。
我没有试图安慰。
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我只是伸出手，带着一丝犹豫和惶恐，轻轻覆盖在她露在被子外面、冰凉的手背上。
她的身体猛地一僵，抽泣声戛然而止。
但她没有甩开我的手。
她的指尖，冰冷得没有一丝活气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时间变成了凝固的焦油，沉重而粘稠地流淌。
增强MRI、血管造影、多学科会诊……一项项检查接踵而至，每一次推她去检查室的路上，我都紧紧握着她的手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我的力量传递给她一丝一毫。
她依旧沉默寡言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或者紧闭双眼，拒绝与外界交流，也拒绝与我眼神接触。
只有那微微颤抖的睫毛，泄露着她内心的惊涛骇浪。
最终的病理会诊结果出来了：胶质母细胞瘤，WHO IV级（最高恶性级别）。
但万幸！
万幸中的万幸！
肿瘤发现得足够早，体积尚小，位置虽险要但并未深度浸润关键神经束。
主刀的陈教授，一位鬓角染霜、眼神锐利如鹰的老专家，拿着片子反复研究后，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：“有手术指征！
切除率预估在70%以上，配合术后放化疗，生存期和生活质量会有显著提升！
搏一把，值得！”
“搏！”
我毫不犹豫，几乎是吼出来的，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下自己名字时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，“陈教授，拜托您了！
一定要成功！”
手术安排在两天后。
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两天。
苏晚的状态肉眼可见地更差了。
剧烈的头痛开始频繁发作，止痛针的效果越来越差。
她开始呕吐，吃不下任何东西，脸色灰败得吓人。
她的眼神更加空茫，有时会茫然地盯着某个地方很久，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，给她擦汗，喂她喝一点点水，在她痛得蜷缩起来时，笨拙地试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