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响，认定清廷统治无道，竟派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。
虽岳钟琪当即向朝廷告发，但此案暴露出民间舆论对雍正统治正当性的严重质疑。
雍正没有简单将曾静等人处死，反而亲自撰写《大义觉迷录》，在书中逐条反驳曾静的指控，详细解释自己处置兄弟的缘由，试图将皇室纷争与新政推行的必要性联系起来，强调“天下之治，非私情可废公义”。
然而，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公开非但没有平息争议，反而让皇室隐秘更广泛地流传开来。
地方官员在宣讲过程中，民间百姓对皇家恩怨的兴趣远超对皇帝治国理念的关注，街头巷尾的讨论愈发大胆。
雍正意识到舆论失控后，又下令收回此书并严禁流传，这一反复无常的举措，反而加深了外界对其“欲盖弥彰”的猜测。
在兄弟相残的阴影下，雍正的新政推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。
士绅阶层借题发挥，以“苛政猛于兄弟之祸”为由，煽动地方抵制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等政策；旗人贵族则在暗中阻挠官绅一体当差纳粮，指责雍正“刻薄待亲，必失人心”。
尽管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充盈了国库、整顿了吏治，但民间对雍正的抵触情绪却如野草般疯长。
雍正十三年，积劳成疾的雍正突然驾崩，关于其死因的猜测与生前争议交织在一起。
有人说他是被心怀怨恨的兄弟旧部刺杀，有人说是因杀戮过重遭天谴而亡，甚至有传言称其服用丹药是为了缓解杀害兄弟带来的内心煎熬。
而随着乾隆皇帝即位，为缓和矛盾，陆续为部分宗室平反，看似终结了这场长达十余年的争议，但雍正年间兄弟相残留下的历史印记，却永远成为后人解读康乾盛世时，一道难以忽视的裂痕。
雍正年间的兄弟相残，终究成了历史长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这场风波里，权力的争夺、新政的推行与亲情的破碎相互纠缠，折射出封建王朝最高权力更迭时的残酷与无奈。
雍正皇帝以铁腕治国，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康熙后期的积弊，为“康乾盛世”承上启下，但他对待兄弟的手段，也让其背负上“刻薄寡恩”的骂名，争议之声跨越数百年，至今仍不绝于耳。
历史的评判从不单一，有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