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活得更像个人。”
这个提案很快获得响应。
因为它没有承诺过高的产值，也没有搞不清楚的“外资合作”，而是从实际出发，用村民听得懂的话、做得来的事，去一点一点改变现状。
“这个年轻人，不一样。”
教育处的代表在报告里写道，“他是真的‘懂得我们’。”
……就在计划逐步推进的同时，曼谷传来一个新的消息。
泰国将于1992年7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，民间改革派和保守军方展开全面角逐。
帕文给他打来电话，声音罕见地急促：“选举之后，议会要改组。
如果我们要推文化合作项目立法，就只能在这之前完成所有初审手续。”
“否则？”
阿蒙问。
“否则新议会到来，一切都要重走流程，可能再也轮不到我们。”
阿蒙沉默了一瞬。
“那你希望我现在回去，放下这边的一切？”
帕文那边沉默了几秒，最终说：“我不希望你放下，我希望你记得，你已经不是那个乡村里的中国少年。
你现在，站在这条国家河流的分岔口上。”
……夜里，阿蒙一个人站在老屋的天井前。
他想起刚穿越来时的自己，想起那个蜷缩在木床上的青年作者，因为热爱写作而死，又因为不甘平凡而重生。
他也想起老苏临终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你以后会说很多话……但希望你别忘了，也做点事。”
那一晚，他没有睡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安排了所有“试点项目”下一季度的交接与资料整合，写下了全套项目运营建议和风险说明。
然后登上了回曼谷的车51992年6月，曼谷，议会大厦外。
烈日炙烤着浅灰色的石砖地，媒体长枪短炮已将整个建筑团团围住。
政治改革派在紧锣密鼓地组织声势，军方支持的保守联盟则低调沉稳，暗中调动资源和支持者。
阿蒙在踏进议会旁办公楼的那一刻，感觉到的不是热，而是一种沉重的空气压强——权力的较量到了刀尖上。
他的任务很清晰：在议会改组之前，推动“中泰乡村合作发展试点计划”以民间教育合作项目的名义纳入《边境教育法修订草案》附则，成为国家级备案项目。
这不仅仅意味着他的计划能落地，更重要的是：这是他从幕后走向真正政坛的第一步。
如果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