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放学时姑姑带我去菜园，周末姑姑带着我和表弟一起上山干活，姑姑干着活，我和表弟找野果、抓小鱼。
回到家姑姑手把手教我做饭。
日复一日，转眼我就上了初中一年级，只有周五下午和周日回姑姑家，但姑姑对我依旧很好。
临近过年，姑姑还特意为我准备了漂亮的侗族衣服，在我的老家，过年都要做新的侗衣穿。
尤其是有女儿的家庭，妈妈都会给家里的女儿亲手缝制新的侗衣。
在大年初一这一天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会聚集在一起，穿着新侗衣，出门看花炮、芦笙演奏。
我也穿着姑姑准备的新衣服跟着小伙伴去凑热闹。
但这份温暖却被三婶的嫉妒打破，她大闹一场，指责姑姑偏心，硬是要我搬离姑姑家。
三婶的话像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刃，每次吵闹都以“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离婚！”
收场。
每次爷爷奶奶都欲言又止地背坐在褪去了木色的凳子上，邹巴巴的手紧紧攥着开裂的竹烟杆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无奈与惶恐。
“老三快四十才成家，好不容易续上香火...”爷爷总对着火塘喃喃自语，火星子溅在她补丁摞补丁的外套上。
奶奶抹着眼泪往陶罐里添茶，油茶的香气混着叹息弥漫在木屋里。
他们明知三婶的刁难毫无道理，却总把委屈咽进肚里——在二老心里，三叔头上那块难以根治的皮肤病，成了他们永远的牵挂，也成了三婶一次次要挟的筹码。
每到这时，老两口只能相互搀扶着，在摇曳的烛光里默默祈祷这场风波快点过去。
姑姑夹在三婶的指责与家族的压力之间，就像风雨中飘摇的纸灯笼，照亮着我，但被流言蜚语吹得摇摇欲坠。
母亲攥着父亲的衣角，声音里带着试探：“要不让娃跟我们去广东？
大不了我们辛苦一些。”
父亲站在门边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火星在暮色里明明灭灭，良久才闷声开口：“初中转学只能读私立，一年学费够全家嚼半年的口粮。
弟弟也要上学，总不能顾了一头丢了一头。”
昏暗的灯光下，父亲鬓角的几根白发刺得我眼眶发酸。
我望着他布满老茧的双手——那是在流水线磨出来的痕迹，突然读懂了父母电话里“赚钱不易”背后的千钧重量。
灶台上冷掉的油茶还
